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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鹏程:懂得开学术研讨会是学者的民权初步

来源:http://www.wancgc.com 时间:03-05 17:36:43

最近,一张以学者本人为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预告海报,在社交媒体上传播,引起凤凰网国学的特别关注。海报显示,2019年3月9日,“第四届龚鹏程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将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,主办方为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世界汉学中心和北大文化资源中心,此前,以龚鹏程名义的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过三届。

龚鹏程是当代著名学者、教育家、文化活动家,祖籍江西吉安,1956年生于台北,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,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,台湾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创校校长,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,2004年起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等高校。他学术涉猎广泛,三教九流,博学淹识,著作150余种,主编图书数百种,创办过众多研究机构和文化组织,策划活动的能力蜚声两岸。

在其新书《龚鹏程述学》里,龚鹏程自述“行年”履历时这样总结六十余年的大体经过:“子曰:‘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。’圣人境界,我岂能及?但看来也是十年一转:大抵十岁之前懵懂无知;十至二十为浪荡少年;二十至三十勉力成学;三十至四十历事入世;四十至五十办学施教;五十以后效孔圣之周游、世尊之弘化,行走于政、商、学、民之间;六十后将更往涉何种寂天寞地、广洋大野则不可知,但看来还将继续折腾下去。”

不过,喜欢“折腾”未必被他人理解,特别是习惯于做“谦谦君子”的学界,未过古稀便邀集同仁举行自己的学术研讨会,似乎有点“不循礼法”甚至惊世骇俗,难免遭人诟病或腹诽。但龚鹏程认为,这种研讨并非猎名图热闹,反而是“推动学术之抓手”。问题在于,这种举动在今天,能否真的为人所接受?它能适用于所有人,成为一种转移僵化风气、促进学术交流的常态吗?对此,龚鹏程接受了凤凰网国学的独家专访,以下是访谈实录:

凤凰网国学:听说专门讨论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,恭喜!但文史学界好像很少看到这类活动,有点惊世骇俗。不是过世的前辈大师才有资格被人开会研讨吗?

龚鹏程:啊,不,很多的呀!学者六十(称为花甲、日本称为还历)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都常开这种会,门生师友聚谈,或出版论文集,并不都要等到过世后。出版了新书,也常会召开研讨会,阐述精要,以广宣传。新文学作家办这种会更是家常便饭,现代文学馆、作协,三天两头就要召集一次。

凤凰网国学:可是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呢?图热闹,还是有什么意义?

龚鹏程:能有许多人来研究自己,是难得的获益机会,每个学者都会欢迎。当然也有人会以此猎名,或把开学术研讨会办得过于形式化,但我是把它看成推动学术之抓手的。

现在通行的研讨会模式,是1980年开始由我在淡江大学和古典文学会推广,在台湾逐渐发展来的。每年总要设计许多会,后来差点还去开了家会议公司。其中诸多细节,如议题的开发、议程的规划、时间与流程、讲评的安排、会议总结或观察报告、休息与茶叙等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。包括控制时间。老先生们都能讲课,但不懂开会,一说就没完;我那时年轻,径自拿笔敲玻璃杯来提醒。大家说太粗鲁了,所以才找了计时器。

这种论学方式,先是影响了香港。陈国球、黎活仁等先生观摩后在港大力推展,光是我和黎先生合作办的会就不下三十个,后来当然越来越普及了。

凤凰网国学:您说这是一种论学方式?

龚鹏程:是的。古人论学最重视析疑论难,《礼记》说:“大学之法,相观而善,之谓摩”,郑注云:“摩,切磋也。”所谓观摩,不是看看,是要商榷的。学者当面切磋之外,也常会写“难”来质疑。这在汉魏南北朝是常事,形成了争鸣的活泼气氛。

当然也会有人受不了,面子上挂不住而记恨报仇的。如唐初修《五经正义》的孔颖达,年轻时去听讲座,质疑问难;别人答不上来,觉得很难堪,夜里竟派了刺客去杀他。幸而他躲到大臣杨玄感家里,才逃过一劫。这也可见当时问难之激烈了。

当时朝廷也大力提倡,规模最盛大者为“三教讲论”。唐朝自高祖武德七年开始,释奠礼祭孔之后,安排儒道佛三教互相驳难。其后成为固定仪式,每年举行,孔颖达就参加过。这是真辩,不是仪式而已,辩起来火光四射。

宋代则有“会讲”制度。如朱熹去湖南长沙与张栻会讲就极有名。当时讲堂上摆着两把椅子,听讲的学子赞成谁家的观点,就站在哪位大师面前。左右逢源,茅塞频开。两人辩得酣畅,曾连续三昼夜不辍。各地学子骑着马赶来听。讲堂内水泄不通,外面饮马池的水也被马喝光了。

后来会讲更扩大为“讲会”,变成明代书院例行的讨论会,有时吴越的大会,竟致千樯云集。

我喜欢办研讨会,其实就是想藉机发扬中国这种学术传统,将来还准备办三教讲论。

总之,过去孙中山先生把开会称为“民权初步”,懂得好好开学术研讨会,也是学者的民权初步。

凤凰网国学:其中也包括研讨你自己的学问?

龚鹏程:是的。但当时办,只是机缘凑巧。2004年我佛光大学校长卸任后到大陆,次年佛光大学师生来北京跟北大和清华合作,为我办了一场,以“中华文化的阐释与发展”为副题,以彰明我的理想。因我与日本中央大学、韩国翰林大学等校,本来就有个校长级别的研讨会,所以翰林大学也来共襄盛举。

2010年香港大学黎活仁先生办我的学思研讨会,则有北大、澳门大学、北师大与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书院、重庆西南大学合作,论文集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为《学海奇观》。当时也同时办了台湾诗人白灵的研讨会。

接着2015年则由川大和北大合办。

这次,是因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《龚鹏程述学》,觉得办研讨会可能比办新书发表会更有意义,所以才举行的。

凤凰网国学:您的学术内容精博,当然很值得研讨,但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式也适用于其他人呢?

龚鹏程:是的。做学问,不只是个人的事,也要激扬风气、朋友讲习。朋友讲习,需有制度,否则就会流于闲谈、甚至口齿啓衅。所以公开的讲论、针对论文的质疑,非常重要。何况,研究当代学人、观察其思路与时代的关系,其实比研究古人更重要、更能得益。如果我们以此为忌讳,那么文史学界就真的只能回到过去,继续自我编织属于古人的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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